(东西问)邓洪波：中国书院文化如何延续为世界发挥积极影响？

　　中新社长沙12月14日电 题：邓洪波：中国书院文化如何延续为世界发挥积极影响？

　　中新社记者 白祖偕 刘双双 傅煜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传承至今，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从明代开始走出国门起，书院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海外当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近代又因新学、西学的加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有西方学者称，书院成长于中国，影响在世界。

　　中国书院缘何历经千年而不衰？走出国门的书院文化如何延续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密了书院的前世今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书院的起源是什么？主要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邓洪波：书院产生于唐代，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即有官府与民间两大源头。书籍大量流通后，日益增多的读书人藉此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作与传播。

　　唐、五代是书院发展的初期阶段，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当时只有72所，但总体上在增加，其功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印刷技术带来的丰富藏书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书院因此受到重视，总数达720所。在南宋，书院与理学一体化，学术的化育，使得它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的时代。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书院出现近百年的沉寂。但之后，书院在和王阳明、湛若水心学重新结合后再度辉煌，数量超过历代总和。从明代开始，书院走出国门，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

　　清代，由于官民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诏令改书院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其发展再次陷入低谷。

　　21世纪初，书院重现复兴迹象。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从事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新老书院超过3000所，足见当代书院复兴的活力。

　　中新社记者：千年回望，书院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什么？

　　邓洪波：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在千百年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讲学、考核和组织形式，对中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教育方面，书院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其形式多种多样，突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涵括从幼儿到老年，可以让每个人找到适合的教育模式和内容，且历经千年不衰，满足了不同时期、地区和层次的读书人的需求。

　　在学术方面，书院既是中国学术创新、展示的平台，也是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程朱理学到王湛心学、乾嘉汉学，再到近代新学、西学，书院与学术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两者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中新社记者：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至今保持办学传统。当代书院和古代书院有何异同？

　　邓洪波：当代书院与古代书院在理念、体制上并无根本差异，性质与使命基本一致。它们都是亦官亦私，在体制内外之间进行运营，为民族文化的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而努力。不同的是，现在书院复兴还没有完全体制化。当今教育体系中，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其教育教学功能没有完全恢复，除了像岳麓书院这种极个别的存在外，书院基本上没有承担主体教育的任务。

　　中新社记者：书院在历史流转中逐渐走出国门，在海外的发展情况如何，有何特点？

　　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从明代开始被移植到海外，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这一传统的汉字儒家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903所书院，日本也有百余所。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有些书院还名声在外。雍正年间，中国书院由外国传教士移植到意大利。光绪年间，中国侨民又将书院办到了美国旧金山。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的流传是因传统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其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走出国门的书院，和中国本土的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没有改变。但受移植时代、地区及移植人和移植动机等因素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或大或小的区别。如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因而与本土书院区别不大；在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时期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向本土看齐，但又不乏其自身特点，如韩国书院注重祭祀，日本书院强调刻书出版等。转而学习西方时，这些地区的书院，就与当地受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为接近；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服务，从内容到形式与中国本土书院的差别就更大一些。

　　时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国家仍有书院存在，但整体影响力下降、功能在退化、教育教学功能相对弱化。

　　中新社记者：走出国门的书院，对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华文明与当地文化结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邓洪波：在孤游海外的寂寞中，华侨华人时常有一种浮悬于异族文化氛围而不得着地的失落感。现实生活的需要，又使他们不得不适应当地文化，获取谋生本领。

　　走出国门的书院，积极弘扬中华文明于海外，满足了那些向往和追溯传统文化的侨民的文化教育需求，获得心灵抚慰；同时积极促进中华文明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吸收海外文明的管线、联系中外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中新社记者：如今，中国国内各式书院超过3000所，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依然有书院存在。书院文化能否继续为世界发挥有益作用？

　　邓洪波：作为东方精神资源的宝库，书院可以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经验，其中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担当这三点尤其值得重视。学术创新既是书院的精神内核，也是书院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文化传承和社会担当使得学术创新同时具有历史与现实的视野，可以保证其在兼顾传统和现代的正确轨道上进行；同时，学术创新不仅来自东西方文化互鉴、发展、融合，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所在。

　　世界各地的书院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只要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还在，书院就有生长的空间，就可重回社会再创辉煌。中国和平崛起，东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东方文化的复兴，是我对书院未来充满希望的前提，也是我们开拓前进的坚实基础。(完)

　　受访者简介：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现任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中心主任、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东亚系、日本国立福冈教育大学国际部等海内外高校担任访问学者或兼职研究员。因专注书院研究近40年，被称为“邓书院”，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