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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在环保问题上犯错误，不可能走回头路�！�
“我的经历让我成为一个执着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但在环保问题上，我不愿意成为预言者，因为问题太严重”
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30个项目中，有些堪称规模巨大，如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为中国仅次于三峡电站的第二大水电站(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另一个被停建的电站——三峡地下电站，其装机容量也达420万千瓦。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后，环保总局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处罚力度之大，为建国以来罕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会上说，这些项目都是在环评报告书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就已开工建设，有些工程已基本完成，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国家环保总局将分期对违法建设项目坚决依法予以清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允许出现像‘铁本’那样的违法建设项目�！迸擞锲岫�，显示出治理环境的决心。而外界则惊呼，“环保风暴”终于来临。
44岁的潘岳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舆论的关注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任上时，组织“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等一系列的讨论；90年代中期，他担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时，主持清查国有资产流失；90年代后期任国家质量监督技术局副局长时组织了系列“打假”行动；去年10月，他在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上题为《环境�；び肷缁峁健返闹魈庋萁�，引人注目，到处流传。这次，因为环保，他又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聚焦点。
“我们处罚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否环�！�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30家违法开工建设的电力项目，这在国家电力供应紧张，有些地区甚至出现“电荒”的情况下，尤为引人注目；也有人担心这样会加剧未来中国电力供应的紧张局势�；繁Ｗ芫衷谧龀稣飧鐾ūㄖ�，是否权衡过这个问题？
潘岳：我们是经过仔细权衡的。目前中国的电力是紧张，但是相对于未来的需求，在建电力项目非但不少，还远远多了出来。今年全国开工电站规模达到1.5亿千瓦，超出批准额度的一倍半。更糟的是，全国2.8亿千瓦在建项目中，还没完成国家核准手续就擅自开工的高达1.2亿千瓦。任其发展，从环境角度讲，将再次形成高耗能工业与电站建设相互推进的恶性循环；从经济角度讲，势必导致今后一段时期内发电能力大量过剩，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激增，破坏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决不允许“铁本”事件重演。在“铁本”事件发生后，也有人认为建设工程进行大半，如果继续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地方和国家都会有所收益。但是，一旦停工，损失则是100%。此次环保总局叫停的电力项目也会遇到类似困境吗？
潘岳：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这个损失大不大？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这个损失大不大？如果发电能力大量过剩闲置，银行不良贷款激增，中国的金融系统一旦发生动荡，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恐怕就不能以千亿计算了。
我们这次处罚是依法进行的。如果说违法之后还就处罚讨价还价，那么法律的威信何在？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如何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就会失去权威，导致政令失效，社会混乱。从另一个角度说，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有时“矫枉”也须“过正”。
中国新闻周刊：从目前环保处罚的状况看，由于民营资本企业规模小，环保措施上不去，经�；岢鱿帧懊褡省北徊�，“国资”独存的现象，环保总局在查处时会考虑企业背景吗？
潘岳：我们处罚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否环保。我可以保证，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国资”和“民资”之分，也不存在任何歧视问题。我们并不是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只要环保违规，就要处罚。
“让弱势地区和群体不用在环境�；ず途梅⒄怪渥龀龇谴思幢说难≡瘛�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各种发展任务，而环保并不是万能的，为什么你这两年却还如此强调环保？
潘岳：并不是我现在在环保局就单方面强调环保，我曾多次说过，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了，不解决好分配机制，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许多体制问题如果不加紧改革，经济发展越快，�；吹靡簿驮娇�。
我一直认为要反思“唯经济增长论”，当然更反对“唯政治决定论”。特别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同根同种同文生存发展到今天，肯定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或军事，更多地是靠一套充满着政治智慧的文化伦理体系。而这套文化伦理体系的内核便是“和谐”。如今，单纯强调经济而引发的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例子已经不少：SARS、沱江污染等一系列安全事故都说明了这些。我们的人口资源结构和国外有很大不同，西方一些国家在环保问题上走了弯路，吃够了苦头，凭着过去积累的足够金钱与技术，还可以回头走循环经济与利用新能源的路。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在环保问题上犯错误，根据现实的资源环境生存空间，就不可能走回头路了�；肪澄侍庖丫皇悄芊裨旄Ｗ铀锖蟠奈侍�，而是成为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渡过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达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但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せ肪�，这是两难的选择。
潘岳：实际上，我们可以并应该立即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尽快走向上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美国是在人均8000到10000美元的情况下解决环境问题的，韩国是在人均4000到6000美元的情况下解决的。现在中国东部一些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元，利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我们也可能提前解决环境问题，做到经济发展和环保并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东部实行环境优先，改变那里干部的考核内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首先改变干部的考核内容，把它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做？
潘岳：各地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来制定。有些地方就不适宜发展工业，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保持那里的生态和水源。那么，考核这里干部政绩的指标就不能再是一年生产了多少化肥，交了多少税�？己怂堑谋曜己芗虻�，就是看看那里的水土保持如何？有些地方适合发展工业，那么就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对其污染进行治理。不同的区域应该根据不同的人口总量、经济总量来划定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标准，实行不同的政策。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必然会出现各地方发展低水平重复性的建设项目，同时也带来难以解决的环保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但对于一些贫困地区，那里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我们在实地采访中也发现，当地一些人就认为，温饱都没有解决，环保就是侈谈。
潘岳：环保和社会公平是当今中国环保事业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せ肪呈掷�。富人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到的物质富裕，穷人也不甘受穷，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追求高消耗的富裕生活方式，此时强调环保，会被误认为是在否定穷人的权利。但如果允许穷人以毁坏环境的方式来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整整13亿人，就那么点资源，可能会毁灭整个民族生存的依托。
为此，我们正在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让环境受益地区为�；せ肪澄娴牡厍斗�，让环境资源消费多的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付费，让污染大户向受害百姓付费。这样弱势地区和群体就不用在环境�；ず途梅⒄怪渥龀龇谴思幢说难≡窳�。
“我不是预言家，严峻的现实已摆在那里，还需什么预言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可能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批环保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从事环保报道和环保调查的经历，对你现在从事的环保工作有何帮助？
潘岳：那时候从事环保报道，做过不少实地调查，也写了一些“批评报道”，担当了很大的责任，有一次差点断送了我的记者生涯，但我至今对这段经历不后悔。比如当年我对云南滇池的报道，承担的压力非常大�？墒�，20多年过去了，滇池现在要治理的成本起码是当年的几十倍。那时候错过了治理的最佳时机。
这对我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是宏观经济部门出身，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环保工作者。但我无论在什么部门都在重复着同一种声音：我一直是一个可持续论者，是一个执着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经历的部门非常多，也提出过不少带有预见性的问题，比如较早地提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市场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你一直以来思考的，还是你身处哪一个部门就会把这个部门的问题看得非常重要？
潘岳：我去的这些部门有些共性。在国资局的时候，国资并不被人重视，现在国资流失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我们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查国有资产流失�？即蠹叶哉夥矫嫒鲜恫簧�，通过清查才知道问题很严重，一个数据可以说明：根据当时的调查，国有海外资产有2万亿，但登记的只有1800亿。国有的海外公司3万个，登记的只有2000个公司。这之间的差距当然非常说明深层掩盖的诸多问题。
到了技术监督局的时候，技术监督不被重视，市场造假泛滥，很多打假工作都要从头做起，从一个民族素质来看，我们的质量意识是需要大大提升的。我为此尽了力。
到体制改革部门相对超脱一些，这个部门没有自己部门利益，因为它没有一项审批权。我可以比较从容冷静地研究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对形成我宏观观察问题的习惯大有帮助。
到了环保部门，我发现“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10多年，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我不想说，我自己到了哪个部门就把这个部门的权能夸大得非常重要，而是非常巧合地赶上这些部门恰好正处于改革的最前沿。我不是预言家，严峻的现实已摆在那里，还需什么预言呢？在环保问题上，我更不愿意成为预言者，因为问题太严重，从中国特有国情来看，再不抓紧治理，就根本无法治理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