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一月四日电题：向普通农户授信农信社图角色回归
中新社记者李鹏
如果戴先鹏愿意，他可以随时拿着《小额信用贷款证》，从镇里的信用社贷获得总额不超过五千元的贷款，手续简单得“就像从自己的存折里取钱”。
戴先鹏是安徽省桐城市大关镇候岭村的普通农民。他对记者说，贷款养鸭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年收入从两千元提高到四万元。候岭村像戴先鹏这样的养鸭户，有近四百户。他们和戴一样，都能在授信范围内随时从信用社贷款，一如城市居民使用“信用卡”。
农民贷款简单而便捷，信用社的风险也能得到很好控制。桐城市大关信用社的信贷员不是在镇上办公，而是在村委会里有专门办公室，其日常的工作就是走村串户，了解农户的实际经济状况，对每个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实力知根知底。信用社因此被称作“挎包银行”。
大关信用社还在各村村委会的参与配合下，为每一个农户建立经济档案，给农户评定信用等级，然后向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证》，提供三千元至五万元不等的授信。
截至二○○四年十一月底，桐城市的信用社已经建立农户经济档案近十三万户，并向六万多农户授信，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四点六亿。对农民的小额信用贷款也改善了信用社的财务状况，桐城市的信用社桐城市联社主任胡国斌对记者说：“对农民的贷款回收率很高，坏账率不足百分之一�！�
遍布中国农村的农信社大多背负沉重的坏账负担，胡国斌所在的桐城市也不例外。胡国斌说，农信社过去的坏账主要来自盲目对乡镇企业贷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兴起乡镇企业热，农信社不问风险盲目放贷，再加上乡村干部常常把农信社当成可支配财政，农信社因而积累了巨额不良贷款。
把注意力从乡镇企业转向了普通农户和农民个体户后，桐城市的农信社尝到了甜头——不仅新发贷款质量大幅提高，而且有能力消化一些历史包袱。实践证明，向农民贷款是令人放心的，中国银监会安徽监管局长陈秀生对记者说：“农民是讲信用的，信奉‘人不死、债不烂’�！�
农民讲信用，但农村金融机构过去总是把农民看作是“吸储对象”，而不是“授信目标”。农民因此抱怨贷款难，有的甚至无奈转而求助一些地下高利贷者。金融机构不愿向农民贷款，最主要原因是农民贷款成本高，一笔贷款少则几百块钱，花的人力和物力却不少。近年来，随着全国性商业银行逐渐从广大农村撤退，解决农民贷款难更显迫切。
虽然成本高，但对农信社来说，向农民贷款却是安身立命之本，并且也是其优势所在，因为农信社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银监会安徽监管局长陈秀生介绍，农信社已经从中国金融体系的“辅助和补充”，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导力量”，并且摸索出许多农村金融的好办法，除向农民授信外，还有农户联保贷款、创建“信用村”等。
中国的农信社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以来由于产权不清，体制僵化，再加上许多政策性因素，造成农信社人员素质下降、历史包袱沉重、经营风险膨胀。去年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农信社，最新的变化让人们看到了希望。陈秀生说：“农信社应该抓住商业银行从农村撤退的历史性机遇，真正做好农村金融的文章，而不需要进城去和商业银行竞争�！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