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1913年-1987年)

　　改革开放后，“重新出山”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饶斌，作为分管汽车行业的最高领导者主持设计了振兴和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长远战略。

　　在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上，饶斌以其特有的对中国和世界汽车产业的理解，在国内轿车的选点与整体布局、与国外公司的合资合作谈判、轿车零部件的国产化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与选择，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并在中国汽车企业与大众等外国汽车公司最初的合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建国初期的1950年代建设一汽，到“文革”动乱的1960年代建设二汽(东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汽车企业开始对外合作的过程中，饶斌贡献出了全部智慧和生命，无愧于“中国汽车之父”的称誉。

　　耿昭杰(1935年-)

　　从1985年开始，作为一汽集团的当家人，耿昭杰所作出的贡献巨大。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不停产、不减收”，成功地完成了解放牌卡车的垂直换型，结束了“30年一贯制”的国产卡车固有形态。

　　1988年，在决定一汽未来发展的轿车上，针对资金短缺、没有大批量轿车生产经验等困难，耿昭杰独辟蹊径，选择德国大众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采用“技贸结合”的方式，引进奥迪100，先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先导厂”，用国产奥迪100挡住进口，进而与德国大众建立了合资企业——一汽-大众，为一汽集团在新时代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基石。

　　陆吉安(1933年-)

　　1987年，上海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陷入困境，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陆吉安 “临危受命”，出任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兼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和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办公室主任。

　　在资金严重匮乏、基础工业落后、人们质量意识淡薄等诸多不利背景下，陆吉安开创性地通过设立“国产化基金”、在零部件布点上大打与地方�；ぶ饕逑喽缘摹爸谢�牌”，并严格坚持国际高标准的质量水平，不搞“瓜菜代”。

　　1989年，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上升到60.09%，1993年突破80%，到陆吉安离任的1995年，高达86%，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茂元(1951年-)

　　从1980年代初的上海拖拉机厂厂长，到上汽集团副总裁兼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直至上汽集团总裁、董事长，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使胡茂元的能力在历练中升华。

　　作为全新一代“海派”企业家的代表，胡茂元具有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在执掌上汽集团之后，胡茂元不仅完成了与德国大众续签上海大众的合资合同、与通用和柳州五菱一道建立上汽通用五菱，继续推进了与两个原有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而且成功地联合收购韩国大宇(与通用)、并购韩国双龙、牵手英国罗孚等，特别是在积极推进与南汽集团的全面合作中，表现出真正做强做大中国汽车企业的宏图大志。

　　哈恩(1926-)

　　早在1980年代初，大众集团董事长卡尔·H·哈恩就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场，进入这个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上海大众项目谈判之初，大众碰到财务困难，一度停止全部对外合作项目，但唯独没有关上通往中国的大门。在具体问题上又碰到双方利益冲突，彼此没有经验，又没有依据可参考等困难，哈恩都一一打破僵局。

　　哈恩与中方共同选择了股比50对50的合资模式，完全是基于合作公平的角度提出的创意，后来成了整车项目对外合资的原则性条件。由于哈恩的远见卓识，大众成为中国汽车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

　　墨斐(Phil Murtaugh)

　　从1996年担任上海通用执行副总经理，到通用中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再成为上汽集团执行副总裁，到任职克莱斯勒亚太区CEO，墨斐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色彩斑斓。

　　通用汽车在中国有一段“墨斐版”的辉煌：不但建立了整车合资企业——上海通用，而且独创性地合资组建了泛亚技术中心；不但实现了上汽通用五菱的三方合作，而且进行了在烟台、青岛和沈阳等地的跨地域重组。

　　在上汽，墨斐为集团的海外生产经营、业务拓展、全球采购，乃至解决海外劳资纠纷等都留有宝贵的经验。

　　一年多前，在转投克莱斯勒出任亚太区CEO后，墨斐强调最多的就是克莱斯勒在中国的本土化，并为积极寻找合作伙伴殚精竭虑。

　　施密特(Erich Schmitt)(1946年-)

　　作为奥迪公司负责零部件采购和中国事务的执行董事，埃里希·施密特自1997年开始负责中国事务，直到2006年10月调任西亚特公司董事长。从奥迪A6(C5)是否该加长，到如何提高奥迪的国产化率，到奥迪A4(B6、B7、B8)的引进，到进口车与国产车并网销售，以及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的成立等一系列合作的关键问题上，施密特凭着他对中方合作伙伴的了解、对中国事业的感情、对双方利益平衡点的准确把握、有效的沟通能力和顽强的韧劲，乃至他在奥迪公司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总能与中方对手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为奥迪保持在中国高档车市场上的领导者地位，为一汽大众成为中国惟一成熟的高档车制造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赢得了中方合作伙伴的高度信任和尊敬。

　　服部悦雄(1943-)

　　早在1970年代初，服部悦雄刚刚加入丰田汽车，就开始了与中国汽车产业界的交流，堪称是中外汽车产业合作中外方第一人。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30年来积累的高端“人脉”，都成为服部为丰田在中国打开局面的基础。

　　2002年8月29日，丰田与一汽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此前，服部悦雄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促成了当时国内汽车界的最大重组——“天一重组”。

　　2004年9月6日，广州丰田正式挂牌并同时动工建设，这表明丰田在中国的汽车合作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服部悦雄历经30多年的努力与贡献再次凸现出来。